俄罗斯安-26飞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 黑匣子被找到

为了使得这次拍卖更具有公开性……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投标人[6]，西班牙《先锋报》（La Vanguardia）依据西班牙劳动和社会事务部（Spanish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的指令刊登了拍卖的声明。

一般的说法是，深化改革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奋斗目标、作出了顶层设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曾分别在税收和组织法上作出两次授权改革创新试验，形成很多法治问题。

另一种是行政活动上的试验，无需突破法律法规规定，重在行政活动思维和方式创新。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正从粗放、粗糙、增量阶段，逐步进入精细化、民主化、高效化的发展阶段。就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任务而言，只有将行政条理法（也称为条理行政法）、行政实体法（也称为实体行政法）、行政程序法（这是广义的行政程序法，也称为程序行政法，包括行政立法程序法、行政执法程序法、行政司法程序法、行政诉讼程序法等）整合起来，才能形成完整丰富的行政法治体系。改革是对原有的体制、机制、制度和方法的反思扬弃。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的含义。

[9]我们现在推出的新宪制下的大部制具有探索性。能不能通过搞批发性的立法解释（也即解释性修法）来解决修法矛盾？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由此，明确该理论的有效界限就显得极为重要。

所谓瑕疵的重大性，是指行政行为违反重要法规、欠缺本质要件。在这种意义上，盐野宏认为，将明显性要件作为补充加重要件之一来考虑是适当的。所称无效，系对应于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无效，与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的无效未必相同。无管辖权与行政诉讼法第75条之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似有交叉关系，实践中就有将超越职权视为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者。

损益性行政行为‘法无明文授权即属超越职权，授益性行政行为不能一概适用这一标准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007号行政裁定书。对于如何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问题，需要放在这一格局之下来考虑，从认定行政行为无效的功能角度来理解。

概言之，在撤销诉讼中，法院只需要审查行政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而无需审查其是否构成无效，亦可释明转换为确认无效诉讼。[16]参见雄川一郎『行政の法理』有斐閣1986年162頁。例如，美浓部达吉认为，法有能力法规与命令法规之别，前者常产生主张或否定某事的能力，后者常产生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4]参见遠藤博也『行政行為の無効と取消—機能論的見地からする瑕疵論の再検討—』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11頁以下。

后期纯粹法学基于法位阶说提出了动态的无效论，无效也合法，必须经由法定规范程序来确认。当事人可随时在任何相关的程序中主张行政行为无效，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3]当然，对于其他的违法行为，相对人也有权提出质疑，但因该行为仍具有公定力，在提出行政救济请求之前，相对人仍然有必要履行行政行为所要求的义务。[7]默克尔也认为，实证法规定作为行政行为的要件同等重要，只要没有法的特别规定，欠缺要件的行政行为就当然是无效的。

[47]对于未加盖印章的，理论上从客观主义出发，一般认为其尚未成立。面对无效行政行为，法院是否需要依职权审查并作出确认无效判决，行政行为无效的实体法标准在判决类型的选择上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须进一步厘清。

之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无效行政行为与公定力的关系、相对人的抵抗权等方面的问题，制度层面的研究不足，难以为实践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在彭玉珍诉商丘市梁园区刘口乡人民政府颁发土地使用证案中，法院认为，乡政府颁发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无职权依据。

这样既能确保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制度功能得到适当发挥，又不会使其遭到滥用。在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存在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分立的局面。[27]重大且明显说标准其实就是考虑了行政行为无效制度的救济法功能的结果，是为在撤销诉讼之外审查行政行为而设定的标准。[51]有学者主张，基于维护客观法秩序的需要，行政诉讼的诉与判可以不完全一致，法院应当具有更为灵活的权限（参见邓刚宏：《我国行政诉讼诉判关系的新认识》，《中国法学》2012年第5期，第70页以下）。四、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机制 行政行为是否无效是实体法问题，但这样的实体法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行政行为无效制度在救济法上的特殊功能而设定的。该判决暗示，存在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时，明显性要件就被加重。

在时机成熟时，总结司法经验，将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以及其他可能的无效事由明确写入行政程序法，可以减轻个案中的判断困难。行政行为的法定要件有性质或价值上的轻重差异，相应地可区分出行政行为的无效与应予撤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46]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2016）云0581行初16号行政判决书。

鉴于现实的复杂性，应当允许法院在这一判断标准的实质精神的指引下，对并非明显违法的特定行政行为作出无效认定。只有有效的行政行为，才能成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

[20]由此，外观上一见即明显说也成为日本司法实务中的主导意见。[47]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9行终406号行政判决书。[24]芝池義一『行政法総論講義』有斐閣2006年第4版補訂版162頁。要作出回答，就要在理论上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确立行政行为无效制度，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无效制度。

在日本，二战后的判例和学说都承认行政行为的确认无效诉讼，主要理由之一就在于补救权利救济上的不完备。[34]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5行终46号行政判决书。

前期纯粹法学基于法的归属说提出了形式逻辑的无效论。参见兼子仁『行政行為の公定力の理論：その学説史的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第三版99頁以下。

[46] 第四，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也就是说，仅仅是侵益性行政行为缺乏授权根据，才构成无效。

行政诉讼法第75条确立的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判断标准，符合确认无效行政行为的功能需要，其实质是要求法院在个案中对系争个人权益大小、有无第三人、法的安定性、行政效益等具体价值进行衡量。司法权的被动性也要求不告不理。对于纯粹法学的这种观点，有评论认为，其中存在根本的误解，即不承认法规的性质目的存在种种区别，认为它们同样都是行政行为的有效要件，凯尔森、默克尔等所说的只是一种空想。[45]虽然法院只是说没有事实依据，但在所有权人尚未死亡的情况下，继承的违法性十分明显。

因此，行政行为不发生作用在此只意味着可撤销性。[28]关于2015年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裁判的介绍和评论，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原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69页以下。

第一，不具有主体资格。对一般人而言不明显的瑕疵，对专家而言可能是明显的，所以，该标准可能扩大无效的范围。

日本最高法院此后采取了外观上一见即明显说：瑕疵是明显的，是指从处分成立之初，在外形上、客观上就是明显误认的情形。在实务中，我国也有法院认为，确认无效是法院的法定职责，不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限。